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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無數人彷徨的身影中，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遍中國，無數青年人看到瞭希望。570萬人湧向瞭高考考場，踏上瞭改變自己命運的征途。第二年春天，27.3萬多大學新生踏入大學校園，在高校停止招生的十年寒冬後，終於等到瞭春回大地。1978年9月，新一輪的高考再一次拉開帷幕，前後兩屆共一千多萬的考生，重新燃起瞭掌握自己人生的激情。
昔日少年如今兩鬢斑白，但40年的風雨中，他們始終和日本靜岡哈蜜瓜禮盒｜日本靜岡哈蜜瓜禮盒批發社會的進步血脈相連。回顧四十年前的風雨，聆聽和記錄南京大學老一輩學者踏入南大校園的故事，形成瞭我們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高考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口述歷史項目。筆者采訪瞭19位在南京大學從事教學、科研、管理工作的南京大學七七、七八級校友，記錄下他們的高考記憶。
“文革”中的學習生活
1978年2月，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進入大學校門。這是清華大學1977級的學生在課堂上
七七、七八兩級高考生的構成，可謂是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觀，其中不僅有應屆生，更多的是那些“文革”前、“文革”中畢業的初高中學生，因為“十年浩劫”的緣故，高考於一九六六年停止，中學畢業生因缺乏足夠的升學通道而“大規模堆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成為瞭下鄉知青，雖然部分人通過招工、招幹從農民變成瞭工人或幹部，但這與他們預期的人生已經大不相同。
童星老師回憶瞭他在“文革”期間的經歷：“在一九六六年，大概是十一月份，我也去過一次北京櫻桃禮盒批發｜紐西蘭櫻桃禮盒批發，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見。之後我作為知青下鄉插隊。先是種田，當農民，搞瞭三年；後來到公社的供銷社做臨時工，……後來正式招工，身份就成瞭工人。成為工人之後又被縣委、縣政府借調去——也是中國特色——叫‘以工代幹’，就是工人編制當幹部，又幹瞭三年……一九七七年底考上南大，一九七八年二月份入學。”知青生活幾乎已經改變瞭他人生的走向，“我是做好瞭在農村待一輩子的打算的，我和當地人結瞭婚，在讀大學以前就生瞭三個小孩。”
而“文革”開始時，龔放老師正在江蘇省常州中學讀高一。作為六八屆畢業生中的一員，龔放老師聽從瞭幾位“造反派戰友”的意見，前往溧陽湯橋插隊落戶。龔放老師回憶，自己在公社“學插秧，學挑擔，學著在稻田秧行間跪著耘田，撐著小鴨船夾塘泥”，之後又被抽調到湯橋公社廣播放大站當線路維修員，每天爬電線桿或者栽茅篙，牽廣播線，還有義務幫公社辦公室寫材料、寫通訊稿。飽嘗生活的艱辛，他感嘆道：“在真切體會到‘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同時，我們真正想念在學校、在課堂讀書學習的難能可貴！我不止一次地夢見自己重新背起書包進瞭學堂，但上學深造，似乎已經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瞭！”
吳稚偉老師是浙江紹興人，由於父母都是駐守西北的軍人，他隨父母在西安生活。“在農村我們必須要自立，我們還有地要種，當時公社大隊是沒有什麼供應能力的。我們可以去生產隊領糧食，但是副食要靠自己解決。所以那時副食對知青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很少能夠有知青自己種蔬菜、養牲畜。”
陳謙平老師高中畢業後幸運地留在城裡就業，被分到瞭南京金屬工藝廠，就是現在老字號——寶慶銀樓。“我們那一批一下子就進瞭三四百名青工，經過近一周的培訓，讓每個青工做一個戒指，由十個老師傅每人先挑選一名大徒弟……我有幸被餘松鑫師傅看中，成為首批的十大徒弟之一。這十個人後來成為設計人員或生產車間的班組長。”
如果沒有高考，他們將沿著各自的人生軌跡，走向距離學術越來越遠的地方。
突如其來的喜悅與惶恐
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學迎來恢復高考後錄取的第一批新生
回想起得知恢復高考消息的時候，老師們還會感慨地用“不可思議”“難以置信”來形容。左成慈老師道出瞭許多考生的心聲：“大概是在七七年的十月，社會上開始流傳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高考的說法，但我並不敢相信，因為‘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怎麼可能誰都可以高考瞭呢？”張立新老師說：“我們也不敢相信，那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知青下放滿兩年，才有資格推薦到工廠、軍隊或者推薦上大學。我們當時兩年還沒到，也沒當回事。”陳仲丹老師回憶：“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我在做民辦教師，去鄰近的廣洋中學參觀訪問。我坐在船上，突然有一個廣播，聽到‘恢復高考’這個消息，我一下子愣住瞭……”
恢復高考固然可喜，但是考生們對於報名資格卻又產生瞭或多或少的疑慮，其中也有很多老師擔心著自己的出身問題，賀雲翱老師因為自己的“成分”曾被迫放棄瞭很多機會：“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有過一些機會，比如進部隊……後來我們當地的幹部說不行，‘他不能參軍’，‘他傢成分不好’。之後縣裡的文化局也來要過我，作為寫文字的人去劇團什麼的，後來也是說我成分不行不能去。”而且當時社會對於恢復高考這一消息還是存在爭議的。但最後政府還是頂住瞭壓力，為考生們提供寬松的政審環境，讓大部分考生能夠順利報名考試。
在經歷瞭疑惑和掙紮後，考生們還是滿懷希望地報瞭名，但是距離考試隻剩下一兩個月，緊張的復習時間讓不少考生心生焦慮，甚至不知道從何下手。考生們首先要面臨的是因為幾年勞動許多知識已然忘記，而當時又鮮有復習資料的困難。對備考生而言，另一大困難就是他們本不充裕的復習時間還要分很大一部分給當時正在做的工作，龔放老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根據當時的政策規定，如果是在職職工報考，允許請假半個月復習迎考。但是我在公社廣播站工作，那年恰逢大旱，不少地方河溝見底，無水插秧，必須幾級電站接力，提水、翻水……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可能向領導提出請假，即便提出也根本不會獲準。所以要看書復習，隻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
盡管有種種困難，但他們還是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進行最後的沖刺。吳稚偉回憶道：“那時候我們復習還是比較艱苦的，因為農村沒有電，所以隻能用煤油燈。當時我們生產隊總共有七個知青，我們四個男知青住在一起，復習的時候有兩盞煤油燈。但是有個知青，他考音樂類單簧管，練習樂器的時候非常吵鬧，我們三個人就沒法好好復習。所以我們三個知青用一盞煤油燈，另外一盞就讓他端到廚房去練習單簧管。”
正如賀雲翱老師所言，考試主要還是靠平時的積累：“復習考試的時候，也沒有太多資料，當時是張老師（高中班主任）找來一些基本的資料讓我看。因為我七四年畢的業，畢業三年之後教材也有一些變化。張老師找來的就是七七年的教材，比較新。我自己認為七七年參加高考的學生有一個特點，就是主要還是看原來的知識積累，因為隻有二三十天可以復習。”
那是一場改變命運的考試
1977年，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經過短暫的復習之後，考生們或自信或忐忑，走向瞭改變自己人生命運的地方。周沛老師回憶道：“我現在還能回想起當時進入考場前的一些場景。考生有興高采烈的，有惶恐不安的，也有暈頭轉向的。我記得還有人忘記帶準考證，騎車回去拿。”陳紅民老師就講到自己“忘帶準考證”的經歷:“考試的第二天下午到達考場時，我突然發現準考證沒有帶。考場在寧海中學，離我傢不遠，騎車回去取來得及。但匆匆趕來趕去，肯定影響情緒。我不知為何做瞭一個極為冷靜的決定，先去辦公室找到監考老師，說明情況，請求允許在考試結束後再送準考證給她審查。那位女老師很爽快地說，沒有問題，我認識你，前面三科下來，我看這個考場就你考得好。我才想起，她巡視考場時經常看我答卷。這不但免瞭我趕回傢取準考證，而且給瞭我極大的信心。當天下午是考地理，我居然考瞭92.5，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因為監考老師的善良和愛才，成就瞭一位歷史學傢，它或許四十年前是誰也想不到的。
談到高考題目，老師們普遍認為不是太難，但是仍然有區分度。除瞭數學、語文、政治，文科還要考歷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學。黃衛華老師說：“考試是考四門，一個數學，一個政治，一個語文，理化是一張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學，總分是400分。考完以後，我覺得除瞭物理，其他的都可以。我是化學好，化學50分，我那50分肯定能拿到。數學差不多90多分，語文大概80多分。”
由於七七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高考和招生工作都略顯倉促，加上考生對於高校的專業設置等方面並不瞭解，其中也有不少“歷史的偶然”。談到填報志願，陳仲丹老師分享瞭自己的故事：“我學歷史是很偶然的，那時候志願是用毛筆抄在公社墻上的，我們文科，就是哲學系、中文系、外語系、歷史系。我當然不會上外語系瞭，因為外語要加試；哲學我也不想上，因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歷史和中文瞭。本來我想上中文的，但是抄志願的人抄錯瞭，本來中文系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少抄瞭兩個點，就變成‘漢語言文字’瞭，我一看學文字，那很無聊，就選瞭歷史系。”肖敏老師回憶：“那一年高考，各單位準備時間很短，就很混亂。錄取的時候聽說是各個高校在招生辦‘搶’檔案，對於優秀的考生，誰搶到算誰的……我當時是被徐州醫學院錄取瞭，但我根本就沒有申請醫學院，它把我的檔案拿到瞭，然後就問我，醫學院你願不願意來。”
恢復高考後的南大校園
1977年冬天的高考考場外，同學們正在抓緊復習。
一九七八年，南京大學迎來瞭久違的新鮮血液。一九七七級新生在二月份報到入學，緊接著一九七八級新生在同年九月份報到入學，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離開傢鄉來到南京。冒榮老師回憶自己來到南京的艱辛:“那時候交通不方便，我是坐輪船來南京上學的。長江的航運，現在沒有客運瞭，隻有貨運，還有旅遊的。當時從南通到南京，逆水而行，路上大概要花十四個小時，船票兩塊五角錢。”
七七、七八兩級學生年齡相差很大。有的學生已經超過瞭三十歲，甚至已經結婚生子。有的則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最小的隻有十六歲。秦亦強老師就講到自己作為應屆生的心態:“我們應屆生和他們老三屆，對學習的態度有所不同。我覺得老三屆和工作過的人，重新得到瞭一個學習的機會，因為很難得，就非常投入，非常認真。而我們這批人，十六歲上大學，到學校裡如果把握不好的話，就會迷失自己，覺得學習沒有那麼迫切，因為沒有那麼來之不易，所以就不是非常努力。”
進入大學以後，學習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由於“文革”的影響，高中教育不重視基礎知識，使得進入大學以後的學習顯得尤為困難，尤其是像英語這樣特殊的學科。但是全校學生都表現出瞭高度的學習熱情和刻苦的學習態度。張紅霞老師回憶道，“我們排隊打飯的時候，都是很整齊的一列一列，也是‘低頭族’，頭低著背英語單詞，排到自己瞭，再抬起頭來。我們六點鐘起床，早上大喇叭響，必須起來跑步，圍著八舍半小時跑完以後，都拿著英語朗讀，冬天是在路燈下朗讀。”
另外，專業課在學生的課程體系裡占比例很大，當時選修課還比較少。南大當時是中國最早實行學分制的大學之一。學生的畢業要求是修夠125學分，而專業課學分就占到瞭110分以上。賀雲翱老師談到歷史系的學生大一下半學期就進行瞭專業分流。系裡非常重視他們的專業課，當時像蔣贊初這樣的知名教授都來為本科生授課。除此之外，還請來瞭例如宿白、朱伯謙、劉敘傑、姚遷、羅宗真、李蔚然等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知名學者，來為本科生授課。
南京大學的圖書館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金陵大學時期建設的。周同科老師說：“當時的南大圖書館，條件很糟糕，找書不太方便，基本上就是站在櫃臺翻卡片櫃，翻到一本書，再把書號抄給櫃員，櫃員幫忙找，找半天才出來說沒有，要看的書很難借到……雖然條件艱苦，但當時的學習氛圍很好，同學們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就是學習。大傢特別熱愛圖書館，去圖書館還得搶座位……晚上宿舍樓的廁所裡面都有人看書，因為廁所的燈通宵亮著，而宿舍是統一熄燈的。”學生的學習熱情並沒有因硬件設施的落後而減退。
“文革”結束不久，一些舊觀念還未能完全解放。對於大學生來說，談戀愛也是大學生活重要的一面，但是八十年代的南京大學，戀愛的氛圍卻顯得頗為拘謹。童星老師回憶道，“校規也沒講允許，也沒講不允許。但當時的人，即使是在熱戀中，也不會當著人擁抱、牽手的。”陳紅民老師也表示，當時不提倡在大學發展新的戀情，會被看作“陳世美”而遭人白眼，甚至有人因此受到處分。相比之下，張紅霞老師與自己的丈夫高抒的自由戀愛顯得難能可貴，張紅霞說：“學校紀律是非常保守、非常嚴格的……大多數同學，尤其是我們女同學，根本就沒有任何反對或者不理解，而且我們女同學大多數悄悄地都有瞭男朋友，但她們不像我這麼公開而已。”
四十年後看“恢復高考”
1978年3月，北京師范大學1977屆新生在學習中交流。
萬事可堪重回首，潘毅老師說：“高考改革不僅徹底改變瞭我們個人的命運，對國傢的發展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我們傢在農村，當時除瞭當兵以外沒有其他途徑出來深造或者工作，所以高考算是我實現當工程師夢想的唯一機會。……我們是幸運的，因為恢復高考上瞭大學；國傢是幸運的，因為恢復高考為國傢培養瞭大量的人才。真的發自內心感謝恢復高考。”從農村走出來的潘毅成為一名化學專傢，後來擔任過南京大學的副校長。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道，一場革命成功之後，那麼此前所有革命的理由便不復存在。四十年後，當高考已經成瞭大多數中國青年人生中的必由之路的時候，我們在質疑高考的考試內容、質疑應試教育的教育異化。但是，有識之士不會質疑“高考”這一形式本身，它不是一場普通的選拔考試，它承載著社會流動和社會公平，它給無數人以“天道酬勤”的信仰，它讓無數人通過自己的選擇和努力實現瞭自己的夢想。這場考試的意義，已經遠遠超過瞭考試和教育本身。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到來之際，本文記錄下多位南京大學一九七七、一九七八級學生的高考記憶，記錄下這樣一場無聲的革命，獻給那些親身經歷瞭共和國曲折奮鬥年代的人們。
本文來源：團結報文史e傢 作者：武黎嵩 朱笑言
責任編輯：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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